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第32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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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“办贡”，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，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，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。而且，进贡后退回的宝物，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。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，“大抵侍尧贪赃中，五之三入于进贡”。原来，为了表示风度，臣下所进贡品，皇帝一般不会全收，只能择收部分，其他要退回。这张贡单中，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，其他玉器、宋元古瓷、龙袍、紫檀宝座、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，结果抄出“黄金佛三座，珍珠葡萄一架，珊瑚树四尺者三株”，“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”。

山东巡抚国泰也是“进贡能臣”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。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，连乾隆都曾夸其“进贡为优”，“优于办贡”。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正月初六，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：何必献勤至是？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，亦无用处，数年后烂坏而已。真成大笑话。

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，国泰就犯了案，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，聚敛个人财富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。七天之后，国泰即被赐自尽。

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，除李侍尧、国泰、伍拉纳外，还有浦霖、阿思哈、卢焯、恒文、良卿、方世俊、高朴、彰宝、王掸望、勒尔锦、陈辉祖、郝硕等无数大案，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。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，不知凡几。

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，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。更为严重的是，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，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。

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。

乾隆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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