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下,大明的分权结构已经有些失效了,大明朝廷已经换版本了。
如果张居正是个臣子,摄政还名不正言不顺的话,陛下这位掌握了军权的君王,名正言顺了。
这固然解决了僵化和低效,但同样,出现了新的问题,那就是君臣之间没有了缓冲和冗余,很容易直接冲突起来。
换了版本,换了玩法,申时行的作用就展现了出来,他这个老好人,往中间一杵,把话讲出来,踩住刹车,不让矛盾和冲突激化,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
有的时候,皇帝陛下为了大局,委曲求全,有的时候,臣子要为了自己的脑袋,稍微退两步,以求君臣不撕破脸。
这也是历代宰相的职责,在君权和臣权之间,做那个润滑剂。
高启愚是不适合干这个事儿的,他作为独臣,他只能完全迎合上意,而且他讲话过于直白,会让士大夫们恼羞成怒,大臣们也是要面子的。
朱翊钧对申时行是非常满意的,他甚至觉得,不恢复廷议制度,不直接面对大臣,就这样决策也很好,遇到了难事,召集大臣奏对,平素里有个申时行端水折中,决策也是十分高效的。
皇帝陛下拿起了一本奏疏,来自大宗伯沈鲤。
沈鲤作为骨鲠正臣,在奏疏里,讲了一件旧事。
永乐二年,朱棣下定了决心,册立了太子朱高炽,封了朱高煦为汉王,而朱棣给汉王朱高煦的封地,在云南。
朱高煦在册封典礼上,当场表示了不服,看着老爹问:我何罪,斥万里?朱高煦不肯就藩云南,朱棣沉默许久,才回答,尔无罪,允许了朱高煦留在南京。
朱高煦在靖难之战中,有堪称中流砥柱的表现,否则就没有后来的夺嫡之争了。
沈鲤讲这件旧事之后,立刻讲起了潞王朱翊镠的事儿,沈鲤认为,朱翊镠何罪,斥两万里?
从一开始潞王就藩金山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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